冯先生承认，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，我们应当介绍理性主义[28]。

他认为，中国、印度文化是早熟的文化，因其没有经历第一阶段的发展而显得不合时宜。由此，他认为，儒家哲学的心性本体是既内在又超越的，既是道德实践的内在依据，又是宇宙万物的超越实体。

[5]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上，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。此表现在他的良知坎陷说中。就中西文化观上看，如果说梁漱溟、熊十力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对西方文化的批判。他还意识到理智的界限，即只能应用于科学，不能应用于哲学以求宇宙本体。从这里看来，他所坚持的还是传统儒家的道德本位、伦理本位立场。

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。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建树至牟宗三而标志一个阶段，但在试图融会中西哲学的过程中，二者的矛盾也日益彰显。在孔子看来，死亡对个体来说，是生命的结束，但是对后代来说，则是生命的接续。

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。这既是人文主义的，同时又有宗教意义。这个道就是人道，以仁为根本内容。定公问：‘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

一个心里充满不安的人，是不会得到人生幸福的。如今你既然觉得心安，你就去干好了。

他既已走完了生命的历程，再叫一声小子，又意味着生命的传承。说它是人文主义的，因为礼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人生问题。在中国，这样的礼就更多更细，所谓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[25]就反映了这一点。之所以必不可少，因为这种仪式不仅以其严肃神圣的形式表达了人的情感，而且满足了对永恒的追求，因此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。

就君臣关系而言，孔子也是以相互对待为礼的基本要求，而不是单方面的，即不是只要求臣尽礼，而君不尽礼。不是因为孔子不懂那里的礼，而是这样做本身就是礼。孔子以郁郁乎文哉来形容周礼，说出了它的人文精神的特征。然而礼的基本精神又是不能改变的。

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如果心里不安，就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，有所愧疚，说明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的。

[12] 意思是，齐国变一变，就能达到鲁国的程度。其实，在生死、鬼神的问题上，孔子更重视生前之事而不是死后之事，更重视人而不是鬼。

这不是说，亲族和故旧之外，没有其他的人际关系。当时的社会变革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，但相互之间的争霸战争和僭越行为，是否必然地代表社会进步，也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。在孔子看来，礼之所以重要，就在于它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、体现社会文明的标志。有的认为，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。但是，祭祖却是共同的，而且是神圣的。至于这个标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，孔子只是提出了一个一般原则，要在实际的政治行为中去实现。

这也是人的德性的实现，反过来又能培养和提高人的德性。有人则揭示其中的保守性，证明其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。

古人有三不朽之说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，其次立功。但是，丧葬和祭祀之礼又是不可缺少的。

我们知道，孔子很推崇周公，曾以不复梦见周公[5]为憾，有自己年龄已长、精力已衰之叹。在这里，孔子确实是以一位保守者的面目出现的，可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。

[29] 当时有人讥笑说，谁说邹大夫叔梁纥之子懂礼呢？进了太庙，事事都要问别人。祭祀之前必须斋戒，祭祀之中必须虔敬，决不可草率而漫不经心。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[34]呢？又为什么提倡慎终追远[35]呢？这是不是如同荀子所说的神道设教，即明知死后无鬼，却以此教育无知的人民呢？ 孔子确实将其关怀放在生前而不是死后，他认为生，事之以礼才是最重要的。实际上，他已接受了诸侯称霸的事实。

夏、殷之礼虽不可证明，但是可以说出它们的主要内容。子曰：‘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

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看见行丧之人经过，他会很恭敬地扶着车子的横木，表示哀悼。

[27] 这说明，除了人民和吃饭这个基本问题之外，孔子对丧祭之礼十分重视。这显然是将文化置于君权统治之上，体现出孔子对文化的高度重视。

孔子所谓以道事君是指实行道的原则，不是为了君主个人，维护个人的权威。所谓周礼尽在鲁，不只是指文献典籍而言，同时还包括当时的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。人不能体验死亡，孔子更不主张死后去享受神的福祉。孔子之所以对死后留下悬念，决不是不重视死，而是为了正确理解死的意义。

至于天下有道，则庶民不议，是说治理得好，人民就不会议论。这里所谓道，显然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道。

孔子问他，改了之后，吃稻粱米饭，穿锦绣绸缎，于女（即汝，下同）安乎？宰我回答说：安。在死者亲属旁边吃饭，则未尝饱也[26]。

至于这里所说的夷狄，并不是针对某个民族或国家，只是对缺少文化的民族或国家的泛称。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只是表示社会秩序的形式，并不是维护实际上的天子，至于是什么样的礼乐征伐，孔子并没有说。